在流水线叮叮当当的噪音中,46岁的李庆生穿着蓝色的工作服,戴着劳保手套,拿着一把电吉他,一边调旋钮一边弹弦。无需调音器,全靠一双耳朵,他就能判断琴弦是否走音。

调音这件事,李庆生已干了15年之久。上班时,他每天要在近200把吉他上“爬格子”,两三天磨坏一双劳保手套,手指尖上布满厚厚的老茧;下班后,他则用这双手种植桃树。

在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,和李庆生一样,大部分乐器厂的工人同时也是农民,他们有的一辈子没走出过山东省,但经手制造的电吉他,有八成都远销海外。

李庆生正在调音

2024年两会,“新质生产力”成为热词。十年前,中国乐器协会秘书长曾泽民在接受采访时曾说,“世界乐器一半是中国制造,中国已然超过美国成为乐器主要产品产量、营业额和出口量世界第一的国家。”构成这些数据的很大一部分生产制造,就发生在鄌郚这样的城镇里。

近年,鄌郚镇电吉他产业正摆脱传统的发展路径,转向海外市场,打造中国自己的电吉他品牌,加速成为世界电吉他供应链中的一环。据中国乐器协会,鄌郚电吉他全年出口总额8.5亿元。这意味着,每天都有来自东北的木料和浙江的螺丝,在位于山东潍坊昌乐县西南部的这个小镇打磨组装,在十几年工龄工人的手上,经过上百道生产工序后,运输往美国、欧洲等130多个国家。

极目新闻记者实地走访时却惊讶地发现,虽然制造的是代表时尚的摇滚乐用的电吉他,但老板们却大多穿着朴素,有的老板一口纯正的山东口音,有的老板吃素食穿布鞋。年长的工人们大多没有听过摇滚乐队,很多老板最初也是“外行”人。他们有的以前是跑物流的,有的原本是鄌郚镇中学老师。就连鄌郚镇第一个电吉他厂厂长一开始也是生产小提琴的。

既不靠海、也没有乐队基因,这批看起来有些“土”的鄌郚人,是如何将电声摇滚乐器卖到国外的?

李庆生手上厚厚的茧

小镇制造又一春

3月初,订单随着春风一起,正涌入鄌郚镇。

“今年整年都很忙”,在鄌郚镇规模最大的电吉他企业昌韵达车间里,三条流水线全力开工。工作人员介绍,往年都是9月份到圣诞节前夕最为忙碌,今年春节刚过,工人们就开始上班。前一日刚刚送来的木料还堆积着,要等到工人们做完手上这一批产品才能装货。

“现在订单都是几万几千把地下,太小的订单我们都不收”,老板张建军说,工厂95%的订单都销往国外,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口气送出好几个集装箱。在鄌郚镇,厂家们谈及出口的电吉他,都是用“集装箱”来计数。

除原有的邮政快递之外,顺丰、中通、韵达、圆通都来抢占快递市场。小镇上到处是方方正正的厂房,物流广告打到了厂房门口:“昌乐吉他享誉世界,顺丰快递更优惠。”

3月4日,极目新闻记者来到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,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在会议室和乐器厂老板们开座谈会,研究怎样让审批更快办理,以支持企业出海。行业协会第一书记王永德刚从外地出差回来,他说今年“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多了很多”。

雅特乐器工人正在赶工

在国内,鄌郚镇吉他经过40年的发展,早已在国内市场迎来过春天。除广东惠州,贵州正安之外,鄌郚镇一度占据国内吉他市场超四成,尤以电吉他为特色。在乐手圈中,因被大牌“芬达”授权生产(美国著名电吉他品牌),产自鄌郚镇的吉他曾被戏称为“鲁芬”。“鲁芬”长期以低廉的价格和合格的品质深受初学者的欢迎,畅销于国内电吉他中低端市场。

适逢国际市场机遇,当“鲁芬”走向国外,低廉的价格和合格的品质使得“鄌郚吉他”也收获了很多外国客户,迎来了“第二春”。

多位厂家告诉极目新闻记者,2020年疫情前后,鄌郚镇的电吉他订单量猛涨。迪声乐器厂的老板刘迪还记得,有个从2016年开始陪跑的客户,每年订单量在1000把到2000把左右,2020年订单量猛涨至八万把。他一下子吃不了这么多货,就分给其他厂做。

昌韵达乐器的张隆纲也记得,疫情期间订单量几乎翻倍,为了方便电吉他运送,政府为厂家们特批打开一条高速路通道。

究其原因,疫情期间只能呆在家里,很多海外客户从线上下单电吉他。据美国一家音乐零售商的报告,相较于2019年,2020年全球电吉他在线购买数量翻了两番。

初加工的木料堆放有一人高

去海外找订单

订单涌入小镇之前,鄌郚镇的老板们就一直在寻找产业突破口。

鄌郚镇电吉他产业的第一阵春风就来自海外。1993年,中韩在鄌郚镇创立了镇上第一家制作吉他的合资工厂缪斯乐器厂。韩商撤资后,至新一代老板加入市场时,鄌郚镇上已形成成熟的技术,还有一批熟练的工人和成熟的产业链。

早期,更多的电吉他市场在国内。但到了2010年左右,不少电吉他厂商负责人感觉到,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对于电吉他的需求发生了变化,市场已趋于饱和。

但转头做外贸谈何容易,2015年,鄌郚镇的电吉他产业又发展到瓶颈期,原因主要是中间商赚差价。

“出厂价给的是三五百元人民币,中间商销售到美国之后可能卖1000多元”,张建军的儿子张隆纲加入工厂后,主攻国际贸易,“现在亚马逊上一半都是中国人,即使卖给中国人,琴最后也是销到海外。”

李华波的父亲建设了鄌郚镇第一家电吉他企业,在父亲的影响下,他几乎大半辈子都投入电吉他产业建设,见证了电吉他市场的变化。在经销商赚差价的情况下,“人少的厂子,几乎是不挣钱的”。李华波的大唐乐器厂做半成品加工,一年毛利率仅5%。

李华波见证了鄌郚镇吉他的发展历史

“这种情况下,你怎么活下来?”李华波说,生存的压力之下,纯做代加工的企业,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产量、降低成本。

一些企业走的是规模化模式,镇上唯一一家规模以上的企业昌韵达就主接大单,工人们制作规制相同的吉他,生产效率更高。因为规模比较大,比起其他生产能力不足的小厂,客户也更为看重昌韵达的生产能力和出货速度。

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,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张隆纲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、完善制作工序,制定绩效考核办法,将工人计时转为计件算酬。像李庆生这样的调音师,按照计件算酬,一个月的工资能超过1万,即使在潍坊市区也属于高收入。

此外,他们还引入机器提高生产效率。在很多工厂,数控机床的帮助下,只需要一位操作工人就可以完成订单。一个工人工作八个小时叫做“一个工”,李华波说,原来一个工做1/3把琴,现在一个工能做5把琴。

为了支持工厂扩大规模生产,政府不仅为生产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,而且为了解决用地问题,正在小镇北边建设占地四百多亩的乐器产业园,如今一期已建设完成,待全部建成后,每年可生产60万把吉他、30万台音响。

不是所有的厂都有资本走规模化生产,另一批企业转而去海外寻找订单。

内蒙古人刘迪早期是乐手,他太明白一把好吉他对乐手的重要性,他创立的迪生乐器走的是精品定制路线,自己生产自己外出找订单。说起独自出海创业的经历,刘迪摆摆手说“说多了都是血泪史”。去年一年,他带着团队在全世界到处飞,花在展会上的钱就有120万。在展会上,他们的位置常常被安排在角落。“只有让他们摸到琴,才会觉得你这东西牛”,刘迪说。

迪生的定制款电吉他

出口上,刘迪主打精品。迪生乐器一把精品电吉他的成交价格,大约等于低端电吉他批发价格的10倍。

“以往我们都是坐在家里等订单,现在是走出去找订单”,看到机会,昌韵达也主动加入外贸。张隆纲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阿里的海外电商平台上成交的第一单,对方客户和他用翻译软件来回聊了好几天,最终只卖出几十把琴,算上运费几乎是亏本,但他发现,外国人对电吉他的需求比想象中大。

阿根廷人Julian就是被一把琴吸引来小镇的,他自述从12岁就开始学吉他,在阿根廷,“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把吉他,对于很多乐手而言,吉他就是生命”。Julian在阿根廷维修吉他时,偶然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把产自昌韵达的电吉他,“手感和做工都超出了价格预期”,他觉得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,便毛遂自荐,联系到张隆纲,想要来做质量总监。

去年,行业协会组织11家自主品牌前往上海参加展销会,昌韵达便是其中之一。Julian在展销会上的吉他表演吸引了很多人,还碰上了阿根廷老乡,很快促成了订单。“有时候老外之间说一句话,比我们说一万句还管用”,张隆纲开玩笑道。

julian在展会上演奏乐器引围观

3月4日,在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,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正在会议室和乐器厂老板们开座谈会,研究怎样让审批更快办理,以支持企业出海。据介绍,过去,行业协会派人帮着企业到行政审批服务局代办业务,将来局里将专门为乐器产业打造所有手续一次性办成流程。

打造国产电吉他品牌

广开销路之后,订单能够在鄌郚镇留多久?

如今,鄌郚镇的竞争对手不仅在国内。很多国外电吉他大牌在日本、印尼开代工厂。传统模式下替大厂代工的思路面临考验,重要的是形成独属于鄌郚镇的新质生产力——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电吉他品牌。

代工厂为主的模式下,工厂“薄利多销”,订单一减少,就容易导致恶性竞争。曾经就有不少厂家贴牌销售(即生产的吉他上贴上大牌的标签),使得消费者对国产电吉他产生刻板印象。“当时有一句话,你做得再好也是国产的。”雅特乐器的老板赵卫国记得。

“前几年,有些后生为了挣快钱以次充好搅浑了水,现在这种现象基本上消失了,因为都做不长久”,昌乐县乐器行业协会第一书记王永德说,现在,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,打响牌子、做品牌成了各厂的共识。

但攀上品牌这根绳子,也并不容易。

年轻时的赵卫国在雅特乐器工厂前(受访者供图)

赵卫国从零开始做国产自有品牌雅特乐器,花了十多年的时间,曾一度面临关门的境地。

2010年左右,赵卫国感觉国内市场已经饱和,在大众市场上,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习电吉他。赵卫国改变理念,由批量生产转而为个性化定制。

他先是将目标客户锚定在乐手身上。BBS时代,赵卫国通过吉他中国论坛,加上了唐朝乐队、液氧罐头乐队等著名乐队的吉他手的QQ,做吉他乐手的定制款。

但在乐手圈内,销路一直打不开,很多乐手只认国外的品牌。赵卫国意识到“争取那一帮音乐人是很难的,他们的梦想是成为崇拜的美国音乐人,手上拿的是芬达(美国品牌)”他转而调转思路,“不考虑卖给这些人吉他,而是帮助他完成梦想”,即培训专业乐手成为老师,教下一代弹奏电吉他。

赵卫国至今还记得与专业乐手余晓维的合作,2013年他第一次去看余晓维的演出时,livehouse里买票的年轻人多到站在门外听。

期间赵卫国一直邀请他做培训机构,但余晓维由于在武汉音乐学院电吉他专业担任教师,一直没能答应。2014年的一个深夜,余晓维突然打来电话问他,“还想不想做培训机构?”赵卫国以为,他终于想通了。“不是我想通了,是我失业了”,余晓维说。这一年,武汉音乐学院取消电吉他专业,这才有了后来满地开花的金手指吉他教育机构。如今,雅特品牌在乐手圈内已经小有名气。

这一次,政府引导企业重视商标、专利、版权意识,政府注册“鄌郚吉他”的品牌供企业免费使用,昌韵达就是通过注册国外商标而顺利出海。2023年,鄌郚镇乐器产业园被山东省版权局授予“山东省版权示范园区”。

赵卫国的眼光看得更长远。在他的牵头下,鄌郚镇政府正申请制定“高端电吉他制作”团体标准,其中一条是将琴弦和指板之间的距离精细到1.2mm-1.5mm之内,以“区分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更好的”。

进入智能和创新的时代,鄌郚镇吉他品牌也在跟上。年逾60岁的赵卫国和他的团队正在研发智能电吉他,刘迪则将非遗大漆融入吉他中去,这些具有中国元素的吉他,在海外市场和年轻人中颇受欢迎。

如何吸引年轻人?

大规模的订单涌入,给鄌郚镇带来了机会,也带来了挑战。

无论大厂小厂,缺乏年轻工人成为鄌郚老板们面临的最大难题。走遍鄌郚镇,几乎每一家工厂门口都张贴着醒目的牌子:招工人,工资面议。“现在订单有了,技术也不是问题,唯一的困难就是缺人”,张建军说。

小厂想要做规模化缺人,大厂想继续扩大生产线,但受限于专业技术工人太少。张建军说,90年代第一批技术最精湛的工人,现在大多已到了退休的年龄。专业的调音师等技术工人工资开到过万,但招不来一个年轻人。

即使招来了年轻工人,大部分也留不下来。“培养一个熟练的工人需要一年时间,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呆得住?”李华波直言。

刘迪则认为,要提高吉他的质量,始终缺乏的是懂音乐的人来做吉他。“会弹琴的人不一定能做好琴,但是不会弹琴的人一定做不好琴。就好像我不会开车,我怎么去研发一辆汽车?”

为了解决人才问题,政府也在不断介入。王永德告诉记者,为避免企业之间互相抢人,镇政府出台政策,工人统一定岗定酬;在两家企业协商一致的情况下,一名高级技术工人可以同时在两家工厂上班,拿双份工资。

王永德和赵卫国刚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出差回来,他们此行是和学院谈合作,希望与职业学院联合建立一个新的专业,专门培养学生制作、维修电吉他。师资力量由企业来出。

眼下,培养人才是他们最要紧的事。2010年以来,在山东省经信委、省中小企业局的支持下,行业协会已先后和山东大学、山东师范大学等5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关系。

另一方面,也向下游打开了音乐市场;并将鄌郚镇的吉他产业向着文旅方向延伸。2012年以来,雅特乐器多年连续举办吉他大赛、原创音乐大赛等等,就是为了“培养下一代弹电吉他的人”。

刘迪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吸引年轻人。他有时播到凌晨4点,但直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带货,而在于“宣扬文化”,让年轻人好好练琴。他说,自己愿意给年轻人免费教学,迪生乐器的二楼住满了前来找他教课的年轻人。

梅悦宏便是其中一员,他今年26岁,在杭州学习音乐表演专业时认识了刘迪,现在迪生乐器已经工作一年半。在乐器厂里,他给记者演奏起《成都》,眼里闪烁着和老一代吉他人不同的光。

梅悦宏在弹唱

3月的山东潍坊气温回升,小山坡上有人放起了风筝,城市已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。距离潍坊最近的县城昌乐县鄌郚镇里,春天正快步而来。